哈佛教授史华慈：这才是毛泽东主义！

1920年夏天，毛泽东在上海拜访了陈独秀。从会面那天开始，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陈独秀，和后来真正带领党胜利的毛泽东，心中燃起了同样的马列主义大火。

对于陈独秀，毛泽东还在《陈独秀之被捕及营救》一文写道：“陈先生夙负学界重望，其言论思想，皆见称于国内外。”，“陈独秀氏为提倡近代思想最力之人，实学界重镇。” “我们对于陈君，认他为思想界的明星。”

然而，在正统党史中、历史教材里，陈独秀是“右倾机会主义者”、“投降主义”。和毛的赞誉对比，判若两人。事实到底是什么？

史华慈教授，1983-1984年担任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所长，他的博士论文《中国的共产主义与毛泽东的崛起》，让我们得以一窥背后的故事。

鲜为人知：共产国际与国共合作

让我们从克林姆宫说起。马克思主义最早在俄国取得成功，从此列宁享誉一世，克林姆宫开始了全球推广共产主义的实践。中共便在其资助下由陈独秀创立，而当时另一股新力量国民党也同时获得支持 - 这在正统叙事中甚少提及。

后来，斯大林在克林姆宫指示，与国民党合作。

这个决定简直要毁了陈独秀三观。代表无产阶级的政党如何能和一个代表资产阶级的、充满军阀气息的政党合作？于是陈在实际执行中，坚持保持共产党的独立性，并反对无产阶级的代表-工人阶级-加入国民党。

事实上，国共合作路线源于斯大林的两个私心。一是让共产党渗透并控制国民党。二是当时俄国政局暗流涌动。这股俄国暗流对中国内形势的重要影响，国人也甚少了解。

当时，斯大林的巨大政敌托洛茨基提出，中共可直接建立工农苏维埃政权，领导工人阶级夺取权力，不需要中间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斯大林为了区别于政敌，创造意识形态斗争的阵地，必须有独立的路线。于是他提出，中国革命应先经历资产阶级革命，故应国共合作。且国民党是一个合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民资资产阶级的政党，共产党放弃国民党，就是把重要的农民阶级丢弃给资产阶级。

因此，为保持共产党独立性且试图控制工人运动的纯正马克思主义者（什么是纯正的马主义？后面谈。）陈独秀，在斯大林路线下被指责为放弃农民阶级、试图一蹴而就完成革命的“右倾机会主义者”。同时，在共产国际施加的国共合作压力下，他作为党的领袖明面上不得不向国民党示好，又被指责为“投降主义者”。

陈独秀政敌瞿秋白玩起了上述文字游戏，指责陈独秀是托洛茨基主义，借谄媚斯大林而夺取了权力，成为新的党领导。

马克思主义中的无产阶级到底是谁

马克思说，无产阶级的主要标志之一是他与生产工具相分离。而即使是贫苦的农民，都有自己的生产工具。

陈独秀之所以坚持领导工人运动，并避免工人阶级加入国民党，一大原因就是只有工人阶级是马克思所定义的无产阶级，维持共产党领导革命的神圣合法性，就要保证党的工人基础。

然而，不管是中国还是俄国，与马克思主义的起源欧洲完全不同，其工业尚不发达，工人阶级基础薄弱。因此，共产党为了夺取政权，必须结合实际，依靠农民的力量。也因此，列宁提出了“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民主专政”理论。

坚守纯正马克思主义的陈独秀，便成为政治斗争和革命实际的牺牲品。

所以按照马克思的定义，党的核心成员不是无产阶级，夺取革命的核心力量中无产阶级也并不高于农民阶级。尽管如此，全党上下却可能发自内心的相信马克思主义。史华慈说：

先验地相信共产党与工人阶级之间的组织联系是信仰的核心。无论如何，信仰的确需要一些象征性的标志。无论共产党对真正无产阶级的愿望如何关注不够，人数虽少的产业工人的存在，以及工人阶级或部分工人阶级与党之间某种实际关系的存在，都被认为是党继续存在的关键。没有无产阶级基础的共产党与没有身体的大脑都是不能生存的，在共产党与工人阶级关系薄弱的地方，加强这些关系就是党首要和最高的职责。

也因为农民阶级不是无产阶级，核心是农村包围城市的毛泽东主义的真正思想含义，也被有意无意地掩盖。

革命中的毛泽东主义到底是什么

随着工人运动的不断失败以及农民运动的成功，最终党内重心和权力都转移到了毛泽东领导的农村地区，并建立了苏维埃政权。

虽然这是基于中国革命实际的正确举动，但正如史华慈指出，它动摇了无产阶级政权的合法性根基：

权力转移到苏区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与它假定的城市无产阶级基础几乎完全分离。它是一种行动上的异端的开始，这种异端从未在理论上明确化。中国共产主义中毛泽东主义的发展证明，事实上，一个按照列宁主义路线组织起来的、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些基本信条充满真诚信仰的共产党，可以完全不与工人阶级有任何组织联系而存在。由此，中国共产主义的经历对涉及党与阶级之间关系的整个概念体系提出了质疑。

因此，史华慈补充道：

由此我们发现，1931年后，用所有可能的策略掩盖中国共产党与其无产阶级基础之间实际的分离，这成为了克里姆林宫和中国共产党的首要事情之一。

然而巩固无产阶级的工作并不容易，在1932年11月15日的《红旗》上刊载的《总工会常务委员会文件》中，生动描述了面临的特殊困难：

大多数 “乡村无产阶级”以个人劳动的方式在不同时候受雇于不同的雇主，而在工会组织者看来，“独立劳动者和沿门卖工的个人劳动者，都没有资格加入工会” 。更为严重的是，正是这个由苏维埃政府实行的土地改革使许多贫苦的农民“非无产阶级化”。文件本身承认，在湖南、湖北的工人是拥有土地的农民。他们利用闲暇时间当工人。

因为以上矛盾与尴尬之处，史华慈指出：

…(虽然毛泽东主义)在毛泽东获得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地位时就已经形成了，虽然这个战略的确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具有深远的含义，但是它们是在理论上从未被明确化。相反，这些含义在理论层面上被竭尽全力地掩盖。

接着史华慈总结道:

在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共产党，就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意义而言，不是产业工人阶级的政党，也不是农民阶级的政党。更确切地说，它是一个由政治上分明的领导者组成的精英集团。这一集团从中国社会各阶层吸收精英分子，并按照列宁主义路线组织起来。

革命胜利的背后

回顾这一段革命斗争史，一可见共产国际的影响不可小觑，二可见即使创立早期政治斗争也无处不在，三可见理论的提出可能只是政治原因，和实际可以毫无干系，正如史华慈指出：

这表明理论与实践并不是总是按内在的逻辑要求结合在一起的。特定的理论与特定的战略的结合，经常是出于与逻辑（无论是形式逻辑还是辩证逻辑）毫不相干的政治因素.这是我们在研究毛泽东主义的兴起时应该牢记的一个事实。

最后，让我们以史华慈的总结收尾：

在毛泽东的领导下，这个精英集团不顾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条，开始认识到农民阶级本身能够成为一场革命性变革的群众基础和推动力量。这个认识可能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诸如毛泽东这样的领导人的农民出身。但是，如果认为一旦取得了权力，共产党领导人的愿望或目的必然取决于他们的农民出身或农民阶级的利益则是严重错误的。相反，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这些人即使环境迫使他们隐蔽在偏僻地区，也完全汲取了列宁主义对 “落后性”的憎恶以及马克思列宁主义对工业化潜力的过分信仰。… 我认为，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共产党既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意义上的“无产阶级先锋队”，也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意义上的“农民党”，而是一个以农民不满情绪为基础而逐渐掌握权力的职业革命者的集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