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前读了社会学家项飙的访谈 -《把自己作为方法》，由单读主编吴琦采访。他们都是北大人。言谈间花火四溅，化成文字，如思想深渊，读者若纵身一跃，便坠入智慧之壑。

今天用一点线索，串联起对我启发较大的原文，与你分享。本书是对谈录，文词平易近人，没有学者架子。而同时因为是访谈，所以长段落多，比较考验手机读者的耐心了。

乡绅项飙

项飙，社会学家一枚，近年常参加民间研讨，常见朋友圈分享些碎语，不甚了解。这本书是我第一次接近项飙。

94年，项飙保送北大社会学，毕业论文研究北大浙江村，一举成名，保送牛津读博。而名校光环之下，项飙缺认为自己的最大特点是“乡绅气质”：

乡绅气质的研究者跟调査员也不太一样 ，尽管也有调査的色彩在里面。乡绅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把自己那个村的情况摸得很熟，能够形成一个叙述。而且这个叙述是很内在的。什么叫内在呢？就是他能够把多数人活在这个系统里面的味道讲出来，他能够说清楚这个系统是怎么靠里面的人和事叠加出来，而不是靠外在的逻辑推演，所以他用的语言也基本上是在地的语言，是行动者他们自己描述生活的语言。

在北大课余，他常拜访浙江村，不远千里搭公交深入社区，梳脉理络，遂成闻名社会学圈的“浙江村”研究。而乡绅气质的坚持，实地拜访的沉浸，也让项飙缺乏应有的阅读训练。在书中他坦陈：

我一直拷问自己，为什么我在理论这方面欠缺严重？ 因为我在北大确实没有接受什么理论训练 ，而且我的阅 读量也很低，阅读能力比较差。这个听起来比较奇怪，但 我在北大就有这种感觉，更大的震撼是出国之后看到他 们对文献的处理能力。这是一种很重要的能力，因为我 们大量的信息和思考方式是一定要通过文字表达出来的， 积累确实很重要。我可以很坦白地讲，我在这方面是低于 博士生的平均水平，更不用说在老师里面，我远远低于平 均水平。一般人认为在系统的学术训练里，那是起点，是 最基本的功夫，必须要过那个槛，我其实是绕开了那些。

或许这就是滋润乡绅气质所付出的代价吧。不接地气的学术圈子，沉浸在各自的话语体系里，项飙不爱。他是一只喜欢在岸上而不下水的鸭子。这和不喜欢看书，或许是一种互相强化的倾向。

一方面我和知识分子说话有点心理障碍，大家都读过的东西我不知道，另一方面我觉得有些知识分子活在话语里，讲的是从一个话语到另一个话语之间的逻辑推演，也许和实际发生的事情相去很远。对我来讲，话语本身没有太大意思，我总是在想这些说法对应的事实是什么，这样我就成了一个很挑剔的读者。但这可能又是我的强项，如果你背后没有什么真东西，我不会被话语蒙住，我总想把说法拧干，看看下面到底是什么干货。

学术圈向来构建话语体系，以彰显专业。这尿性人尽皆知。语言在学者们的把弄下，就如那陈年腌菜，味已大变，谁都不知道它本身是什么菜了。

比如一直流行的博士论文标题笑话。《把自己作为方法的解读》，若学术论文用标题，就太不玄虚了，会被圈内笑话。《把自己作为方法的访谈叙事动力学研究》，是不是就有点样子了？

然而后来项飙有幸去了牛津深造，那是一个强调平白语言的地方。这段描述让我对牛津同样向往：

讲到语言的问题，我个人的感触比较深，国内也有很多人谈，就是语言的腐败。你讲的很多东西跟生活经验完全没有什么关系，老百姓也不知道你在讲什么，糊里糊涂传下去。牛津的风格对我的影响比较深，在写作和聊天的过程中，如果用大词，会被认为是一件粗俗的事，没品味(bad taste),有水平的人应该用很小的词讲很深刻的道理，词越小越好，具体到一张桌子、一把凳子、一个茶几。 这当然跟它的实证主义哲学有关系，从休谟开始到牛津后 来的语言哲学、政治哲学，有这个传统。比如以赛亚-伯林写的东西都是学术散文式的。他们很不喜欢那种僵化的学术八股文。

不过，理论的缺乏最终还是让事业发展遇到瓶颈。到了职业中后期，项飙发现学习理论、了解历史，才能在一个更好的语境中看待当下。这是无疑的，就从本书这种访谈体中，项飙对中国社会现象的描述也免不了术语。理论抽象层次高，描述复杂现象必不可少。

而他也非常诚实，直言近年做不出好东西来。或许项飙此刻需要的就是从伟人的作品中获取灵感。

以上用乡绅为引，与你分享访谈中呈现的项飙侧面 - 一位真诚的、重实践的学术乡绅。

方法在己身

访谈中途吴琦发现，把自己作为方法是一条隐含主线，便以此为题。作为方法的“自己”，既指狭义的自身，也指广义大环境下的细节，正如推崇乡绅气质的项飙强调的，谈事情回到具体，不在话语体系里玩文字游戏，而是“清楚这个系统是怎么靠里面的人和事叠加出来”。

通过梳理和周围的关系，清晰定义自己，就是“把自己作为方法”的切身实践，项飙用“认命不认输”来概括：

对很多青年思考者来说，他们不是职业的知识分子，那就要把自己和社会的关系想清楚，就是“认命不认输”的那个说法。我们都知道在萨特之后，存在先于本质，意思就是说你本质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不是给定的 ，你的行为、你的存在，决定了你是什么样的人。没有人生出来就是妇女，是你在社会进程当中变成了妇女。这个说法有很大的革命性的力量，这个精神要维持。

以上谈到清晰认识、接受自身所在的社会环境，不知淤泥，何来不染？

但现在有一个问题，在当今的情况下，大家都觉得很自由，我要成名成家，要赚钱，仗着自己的自由去做，那就忽略了一个很重要的背景，“你是谁”这个问题还是存在的。每个人有历史，有家庭背景、教育背景，整个社会结构给你一定的位置，这个位置很难改变，你要把自己是什么想清楚。

而穷人变富、女性独立都离不开先“认命”，试看项飙论述：

“认命”是说从历史、结构的角度，想清楚自己是什么。女性当然是在社会化的进程中被塑造成女性的，但是你也不能轻易地把自己去女性化。那个塑造你的社会和历史力量实在很强，远远强于任何个人的、短时间内的努力。穷人家的孩子当然也可能成为富人，但是光靠想着自己不认穷人这个命不是解决办法，而且我们知道这种想法导致了大量 的心理和社会问题。所以关键是要把自己所在的社会位置 想透，女性的命、穷人的命为什么还这么难？在这个现实下，怎么去当一个女性、一个穷人，怎么和那个强大的社会和历史力量持续地较劲，不认输地较劲？国内的LGBT群体为我们树立了一个榜样。他们知道这个命不容易，但是认了这个命。他们不去祈祷怎么去换命，而是持续努力，和现实较劲。

女性主义和脱贫致富是炙手话题，而项飙看法尖锐。他认为在探索解决之道时，不要只看输赢，而忽略现实命数。单纯地脱离社会想做自己是不现实的，而纯粹地随波逐流更不现实，如何在命运设定的框架之下最大化个人价值，是关键。

沦落到不切实际的定位中挣扎不果，既带来心理问题，又无法走向正途。

中心与边缘

而中国人畸形的“中心情结”，让认命不认输做起来很困难。于是又谈到“中心和边缘”的辩证认识：

真正的英雄不是改变世界，而是改变自己生活的每一天。很遗憾，在现代性之下，“边缘” 和“中心”变成一组对立关系，中国人又有那么强的中心情结，觉得边缘的生活不值得过，造成极大的焦虑。权力和资源过度集中。

中心化严重，而进入中心的边缘人，又无所不用其极，放肆无边。

人们常说“红二代”一般不腐败，因为从小家庭条件比较好，钱无所谓，我想是有道理的，你看我们的日常生活或者新闻报道，不少巨贪都是从社会底层 上来，包括在学术单位里，那些从底层上来的人往往更加 容易变本加厉，就是因为他们对自己“边缘”的定位。他不认这个命。为了从边缘进入中心可以不择手段，进入中心之后觉得原来在边缘学到的那些做人原则也可以统统不要。

同时，媒体日日宣传努力奋斗、伟大复兴，这种中心情节，不顾穷富老少个体实际。这不是在照耀积极价值观之光，而是泻下焦虑疲惫到腐败的阴雨。

边缘的人要进入中心的欲望特别强，这当然会让人发挥很大的能动性，但造成各种扭曲。而且一旦进入中心之后，很多人就变质腐败，因为他们从来没有把自己是谁想清楚，存在就是为了进入中心，把生他养他的土地、和周边人的关系都放弃了，变成没有原则的人。人生活中的原则不是靠抽象理念来维持的，都是靠具体的社会关系，这个当然是儒家的思想，但它确实有它的道理。如果跟周边 的人、生活的世界关系不清楚，就会变成机会主义者，其他人都成了利用工具。

可见，“中心”就是一切的人，会成为功利主义者、机会主义者。解决之道又回到认清自己（“认命”），找到定位，自我才可不被中心和边缘拉扯得支离破碎。解决了认命不认输，解决了自己的问题，才谈闯关东、下商海。

认命不认输

儒家文化，一大亮点是能让人们“认命”，处理好内在外在的关系。而自五四打倒一切传统文化后，没了精神之根的中国人，沦为功利主义的囚徒。中国人失去了千年中华文化信仰的滋润，无以解决内心的冲突。

我们传统的儒家文化所以能支持起那么大的国家体系，很重要的特色就在于它怎么处理小地方和大地方 、边缘和中心的关系。它的办法是意识上的“内在化”。比如我们看过去的地方志，也就是地方上的媒体和出版物，它们体现出来的对帝国的想象，跟我们今天心目中的图景很不一样。它不是说北京高于我们，我们地方是边缘、从属于帝国。

而什么是“内在化”？

它的想象是，帝国的基本原则，即儒家伦理，是内在于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地方的，不管你在哪里。所以每个“地方”都有一套帝国，除了没有皇帝。它所想象 的地方与中心的关系不是等级化的关系，有高有低，而是像月照千湖，每一个湖里都有自己的月亮，靠这样构造一个共同性。所以说内在化。

每个湖里都有自己的月亮。现在14亿中国人都奔着同一个月亮去，是“内卷化”。

乡绅去首都当官不一定是欢天喜地的事情，因为家乡是他的最重要的意义世界 。考上状元、当宰相当然很好，家眷常常还留在家乡，而且一不当官，马上回乡。所以有人说，中国开始现代化的象征之一，就是官僚退休不回家乡了。城市和农村之间的循环性的关系被打断了。告老不还乡，点出了中国的中心和边缘的关系、城市和农村的关系、知识分子和普通群众（主要是农民）的关系，在现代发生了什么变化。

儒家文化对现代国人而言是个抽象的东西，人人都听过，但都未曾真正学过，仅仅的接触常是读书时背诵的几句论语。但我们能想象，古代通讯不发达的时候，皇帝能统管九州，让泱泱大国得以正常运行，儒家作为文化根基，必定给每个小地方都提供了让当地人能在自己的角落自得其乐的生存方式，所谓“内在化”。

而这种宝贵的精神自洽，在打倒孔家店后彻底消失了。于是，只能“内卷化”，只能“拜金主义”。现代中国特殊的历史进程更是加重了这种现象，所谓“末班车心理”。

中国的社会分化是一种全民参与式的、以市场为基准的社会竞争。这跟社会主义早期的遗产有关系。改革开始的时候大家所占有的资源都差不多，改革开放向所有公民开放，就意味着把十亿人民几乎同时推向了市场竞争。大家都觉得自己有权利在这个分化过程中受益，也都想着比别人快一步半步，害怕被甩在后面，造成了一种强烈的末班车心理。每一个从身边闪过的机会都可能是最后一个机会，也就造成所谓的“悬浮”心理。这个全民参与式的分化，跟我们在印度看到的森严的等级不 一样，也跟现代西方学术里强调的被排斥、被驱逐、边缘化、直接的压迫很不一样。中国人没有这种感觉，老觉得要跑得快，跑不快就落后了，这是自己的责任。他们没觉 自己被排斥出去了，如果真觉得被排斥了反而倒好，就 形成一种新的自我意识，会有新的行动，会有抗拒，或者另外杀出一条路来。正是因为他们还觉得自己在这个游戏里面，能够玩下去，所以积极地参与在里面，这是第二个特征。

这段论述非常有意思，可见中式内卷的历史根源。

大国叙事背后的全民自卑

当千年传统文化被一语否定，信仰的缺失让自我难以找寻。媒体常言伟大复兴，当自我都缺失的时候，我们到底在复兴什么呢？复兴叙事别后的自我证明，本质上恰说明了缺乏自我：

而自我证明这个概念是个悖论。要证明自己其实就是没有自己，意思是说，要通过已经预设的原则和标准、别人的逻辑和流程来证明自己的存在，其实是取悦别人，把自己搞没有了。对个人来讲，就是要求一份认可，这个是我们在教育上的教训，都太深刻了，包括我自己。做事情是要活得光鲜，不是活得快乐。去哪里旅游，主要是拍照让人看。前提当然也是一种自卑。英国就从来没有要证明自己，日本军国主义兴起，就是要证明自己不比欧洲差。 所以你讲得很对，自我证明是很危险的。

追寻自我的出路，只是要回到“认命”，回到“内在化”，回到“中心与边缘”的平衡上。新加坡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新加坡不可能有一个确定的自我，因为它的自我总是被别人所定义，所以要时刻观察全球的、地区的局势，让新加坡成为一个重要的中介国家 (brokerage state )。李光耀，那么小的一个国家的领导人(新加坡比温州还小，温州有九百多万人口，新加坡只有五百万)，能够在国际上有这样的地位，被世界所认可，和当时的其他元首关系非常紧密。李光耀的夫人去世以后，基辛格每周要跟他通一次电话。李光耀很清楚新加坡是什么，这么小的国家没人理，所以要观察大的世界，从周边的世界开始：和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的关系，作为远东的一部分，从英国的角度看，从美国的角度看，和中国大陆还有台湾的关系，不断扮演中间人的角色去调和。

光讲自己怎么样没有用，重要的是对局势的分析。新加坡这么小，但它有高度的智慧，small but smart,不断去观察别人，把自己嵌入，因为总是怕自己被别人抛弃。而“大”就总是从自己出发，觉得别人不能定义我，我要定义别人，不是去观察，而是去定义，动不动就反对这个宣扬那个，智慧程度反而慢慢降低了。

国人离新加坡的智慧还很遥远。人们仍试图从其他方面，弥补和掩盖自卑，这是大国叙事被反复讲述的心理根源。

然而我的意思是，说要把中国故事讲好，这种心理需求本身是有问题的。为什么”一带一路”是一个中国故事？牵涉到那些巴基斯坦人、埃塞俄比亚人，他们怎么讲？这里很复杂。如果跟那些搞外交的人 特别是做外经贸、搞工程的人聊，他们有时候是有苦说不出，因为他们是不想把 “一带一路”都搞成中国故事的。

一带一路确实利好各方，然而中国叙事的加成之下，反而造成尴尬，“为赋自信强说国”。

那样一来，全球注意力都集中在你身上，认为你的投资都是有北京的战略性考虑在后面。但事实上，很多人在国内卖鞋卖不掉，只能去非洲卖，但是到了国外，别人就觉得四川人来打工、河南人来种菜、温州人来卖打火机，统统都跟中建一样，是“一带一路”计划的。中国经济体量那么大，出去一点很自然的，即使上面不提倡，他们也得出去。但是一定要把这些多样丰富的实践讲成一个故事，往往会造成别人没有必要的警惕。

这本质上也是“中心”情节做祟，没有“认命”的意识，没有从多角度挖掘自身的文化导致的单一乏味的叙事。

所以中国叙述在我看来是一种比较狭隘的思路，它要靠一种制度框架来界定自我 。你是中国人，出生在中国，成长在中国，这是事实，但是你看问题的时候，可以是一个母亲，是一个女儿，是一个六十岁退休的老师，这些都是看问题的视角。你去泰国旅游的时候，会关心他们退休生活的安排，去欧洲旅游的时候，跟欧洲的母亲建立一种关系。更重要的是，你们都是普通人，跟国家权力没有什么关系，对国家政策也不熟悉，为什么要用这个角度去看世界呢？ 一定要有中国叙述，其实可能是对自己生活的一种不自信，需要一个很大的帽子来戴，这样才会觉得安全。

百年变局之下，希望你我、国家与社会，都找到接地气的生命叙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