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竟然要为城市发展买单?探寻“农村补贴城市”背后的真相
时光流转,在经济飞速发展的背后,我们鲜有探讨那“农村补贴城市”的敏感话题。许多人浮光掠影地谈论着“人口红利”等概念。而最近,台湾客家学者钟永丰写的《我等就来唱山歌》的书籍,在台湾经济腾飞的篇章中让我重新领悟到农村同胞为城市付出的辛劳和无尽汗水。
在资本主义帝国的发展历程中,后来者的发展国家只能在内部寻求“剥削”的方式,农村成了工业发展的燃料,燃尽却不知疲倦。
“农村补贴城市”的起源仿佛是一条时空隧道,将我们带回到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的苏联和中国。在那段时光里,这两个国家分别实行以工业化为主导的经济发展策略,大力发展城市经济,同时用农村地区的资源滋养城市,推动工业化进程。虽然实质上是补贴城市,但作者钟永丰指出,所有剥消农民的三农政策都打着造福农民的旗号:
· 土地征收政策:像是一场盛大的城市化狂欢,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舞台上,政府需征收农民的土地,以建设基础设施、开发工业园区等。政府用现代化生活环境、增加就业机会等诱惑为农民提供补偿,然而现实却是冰冷的。很多农民在土地征收过程中获得的补偿不足以维持生活,生活水平下降,甚至陷入贫困,像是被抛弃在城市边缘的尘埃。
· 农业现代化政策:彷佛回到那些年,农业现代化政策承诺着丰收的希望,化肥、农药、转基因作物应运而生。可当我们回首望去,却发现环境污染、土壤退化、生物多样性减少等问题,如同隐形的锁链,牵扯着农民的未来。
· 农村劳动力转移政策:昨天的农民,依旧在那片土地上劳作,政府鼓励他们进城务工。今天,他们踏上城市的土地,却发现低工资、恶劣工作条件、缺乏社会保障等问题挥之不去。而在遥远的家乡,留守的儿童与老人生活状况同样倍受影响。
工业发展还破坏了人与人之间的亲密信任关系,钟永丰说道:
农地重划后,村子的表情迥异、地气浮躁,冒出了一些令村人惶惑的情事。第一批症状是村里各家族几乎都为了分产,闹上法院。分家析产不可免,但过去村子里处理这种代间必然产、生的事情,先是家长依据各房对家庭的贡献、对土地的依赖程度,分配田地的面积与位置,再由族长或地方耆老公证与背书下,各房之间形成共识。况且,所谓分家,并非把所有的家产都分掉,部分的土地会以共同持分或尝会的名义,保有家族共有的性质,以作为某种奖励或救助之用。现在,国家的私有化法律强行介入,不承认相传已久的分享机制,村子里的信任机制立即土崩瓦解。
现代化进程中,人情冷漠如同冰冷的雾霭,官僚机构和法律法规的介入成为必然。而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关系,却在这风雨中摇摇欲坠。为缓解这种变化带来的不适,我们可以:
通过教育和宣传提高人们对法律和规则的认识和理解,帮助他们逐渐适应这个变化。将昨日的社区参与带入今天,让居民参与到农地重划的规划和决策过程中,增加公众对规则制定的信任和认同,让官僚机构更贴近社区,更好地了解当地居民的需求和意见。
探索新的机制弥补人与人之间的信任缺失,例如建立独立的仲裁机构,专门解决土地分配中的争端和纠纷。让过去的传统和风俗,在这个独立公正的机构中延续,满足当地居民的需求。
鼓励社会组织和非政府组织参与到农地重划的工作中。这些组织如同时光里的守望者,关注社会公正和公平,为当地居民提供法律和咨询服务,向政府和官僚机构提供反馈和建议,完善土地分配的规则和程序。
民主国家能够通过议事制度来保证一定程度的对话,成为社会的润滑剂,增进社区间的信任。然而,在某些专制体制的国家和地区,现代化进程剥夺了传统的社区信任,过度管控又侵占了人们的对话空间,让社会陷入扭曲的境地。
综观历史长河,我们在追求经济繁荣的道路上,亦需关注社会和人际关系的发展。我们应对传统社区信任给予尊重,寻求新的机制来弥补人与人之间的信任缺失。唯有如此,我们才能实现经济与社会的双赢,引领我们的社会走向更加美好的未来。